众所周知，改革开放以来，深圳市等沿海城市的“城中村”利用国家的土地政策，以村、镇土地作价出资与港资、台资、外资合作建厂，促进了本地经济的快速发展，大大提高了村民的生活水平，这是“城中村”第一次的暴富机会。
进入21世纪，经过二十几年开发，许多城市的土地面临紧张局面，城市商品房价格一直高企，而城中村的房子因为规划差、治安差、卫生差等等原因，价格极低，二者形成巨大的价格差距，极具“中国特色”。以深圳市龙岗区中心城为例，该区域商品房价格区间为5000-8000，最高峰价格为6000-10000以上，而同一区域的农民房价格只在1000-3000之间，价格差距明显。
农民房价格偏低，我们认为原因如下：
首先最重要的是，农民房属于村民的宅基地建设，土地产权属于村集体，依法不能交易，现有交易都是双方冒险进行的。
其次，因为交易不合法，所以农民房不能办理房产证，房屋产权不能得到合法有效的保护，购房者不愿意出高价购房。
第三，因为上述两个原因，建房者不敢投入巨资建设，导致农民房建设质量较差。
第四，城中村缺乏规划，治安、卫生等极差，也导致农民房价格上不去。
那么，为什么我们说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新政策或许给“城中村”再次暴富的机会呢？
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《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》。文件指出，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，允许农民以转包、出租、互换、转让、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，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。文件指出，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专业大户、家庭农场、农民专业合作社等规模经营主体。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，不得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性质，不得改变土地用途，不得损害农民土地承包权益。
我们认为，该土地政策主要是针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提出的，主要是为了释放我国广大地区农村土地的生产力、促进生产力大发展提出的。但是，根据该政策，在城市中的农村集体土地一样可以“转包、出租、互换、转让、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，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”。对此如何理解呢？对此还是举例说明。
比如，深圳市龙岗区中心城的爱联村拥有大批土地，按照以前的传统，这些土地或分给村民做宅基地，或以股份方式与外来资本合资建厂。而在现有的土地政策下，爱联村可以征得村民同意的情况下，将这些土地集中起来自行或他人合作开发房地产，将建设起来的房屋使用权以“出租”的形式出卖给购房者。这样做的好处是，因为是集中规划、集中建设，且有土地政策支持，这样的项目就有更多的法律保障，既然更有保障，村委会和投资者就有胆量投入更多的资金，以商品房的建设标准，对这些以前的“城中村”进行更好的规划、建设，改变“城中村”以前缺乏规划、治安差、卫生差的情况，并且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，对购房者作出更多的法律承诺，加强购房者的信心。这样，“农民房”的价格就上去了。而在人口密集的城市中心区域，将土地用于房地产开放而不是用于厂房建设，明显有更大的获利空间，村委会或投资者可以从中获得比以前多几倍的利润。
所以说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新政策或许给“城中村”再次暴富的机会。
对此，我们还可以得到其他启示，即如果所有“农民房”都可以这种方式“流转”的话，城市里面就“多”出来很多土地，土地紧缺的情况就可以得到一定的缓解，所以这或许还有利于城市商品房价格的平衡。
